2009年下半学期，研究所安排我给咱们研究生讲一次课，内容是有关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治史的原则、方法和手段，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等等。记得这些内容在综合大学以前的历史系、考古系是专门的课程，名叫史学概论。我不可能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里面把一门课讲完，因此那天的讲座我只能够用漫谈的形式，泛泛地谈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研究体育史的得失和体会来跟大家切磋一番。
有一个问题可能经常困扰着人们。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研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认为，历史本身跟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前者是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而后者是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不包括前者，而专指后者。中西方学者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如今人们关注现实甚于关注历史，这在中国和外国也是一样的。由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科学技术史，五年以前的东西就已经陈旧了，可是你如果想要知道五年前的科技成果，问一问身边的人就知道，于是这就导致很多人认为历史并不重要，也不重视历史课程的学习，特别是中学生，把历史课视为最不喜欢的第二门课程（第一门最不喜欢的课程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就不点明了）。人们不喜欢历史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历史研究成果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人们不容易产生共鸣。不仅是历史研究的文章枯燥乏味，即使是演义历史的文学作品，人们也找不到那种与古人共处同一时代的感觉。可是古时候人们很重视历史，因为他们认为前朝的经验教训就应该被后世记取。无论如何，历史即使令人生厌，咱们还是不能抛弃它，更不能不学习历史。所幸体育是人们比较喜欢的一种玩意儿，它的历史也许就不那么令人生厌了。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史学概念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公元319年（东晋太兴二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人们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正因为“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基于这样的解释，我们要好好想一下，体育史跟体育史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简而言之，体育史就是真实地记述历史上发生的有关体育的事件、人物等等，而体育史学则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一门学科。
如今在我国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普通大学历史系开设有《史学概论》的课程，专门讲授历史研究的对象、范畴和方法等内容。历史研究涉及的学科门类甚多，如考古学、文献学、编撰学、民族学、人类学、金石学、古典文学、古典哲学等等，这些学科都有助于搞清楚历史本身，也是学习和研究体育史必不可少的知识。从历史研究的分支来看，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体育史就是其中之一。而体育史还可以细分为断代史、国别史、民族史、项目史、人物史等等。
今人对史学（包括体育史学）的定义或解说，则可谓各家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出现了“活动”说，“学问”说，“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等等。现在强调“科学说”和“整合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希腊裔罗马人卢基阿努斯的观点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仍然最值得采信。那就是“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另外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就是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出现的人物等等，按照正确的年代和时间顺序排列起来，这也是跟卢氏理论相近的很浅显的道理。卢氏还特别指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历史中可欣赏的成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当然，他所指的实用，并不是像现实社会中的某些人那样庸俗化地以古喻今，搞宣传鼓动，他是为了说明历史事实的确存在过，不是虚构的。在这里我把先贤从事历史研究之后提炼出的一些警句名言抄录如下，与大家共享。
“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始终注意的不是现在的听众（古代史作是要当众朗读给听众听的——作者注），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
“历史则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进去的。”
“历史如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
“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
“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
“历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
“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
“历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如果听众或读者觉得有如亲历其境，目击其事，而且称赞作者的技巧，那么历史家的雕像就算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劳动就不是白花了。”
“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你不要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以为你舞文弄墨，夸夸其谈，而不顾历史的发展。”（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历史客观存在。——作者注）
“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尘不染，照见人脸，丝毫不爽；这样，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实，既不会歪曲真相，又不会使之失色。”
历史家“搜集材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话，他也应该采用不偏不颇的报告，选择那些不会因偏见而夸大或贬抑的口证。”
“我的模范的历史家是这样的人：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皇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他可能怀有个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 历史家“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否则他就会优柔寡断，易受不正当的影响”；“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与坚定信仰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
“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
“歌颂者的唯一任务是颂扬与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像。” 在卢基阿努斯看来，“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学之大患”。
从先贤的这些名言警句我们可以看到，要研究历史并且成为出色的学者，品德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条件。历史上既有冒死匡谏帝王过失的坚持正义的史官，也有把历史当小姑娘来涂脂抹粉的无耻的史官，选择哪一个做楷模，我想用不着我来告诉，研究生们都能够明辨，可是有了正确选择真正做得到做不到那就难说了。譬如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时候，能否写出真实的历史，那可实在不敢让人放心。你如果参与其中，你能不能秉笔直书，将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记述下来反映真实的历史规律呢？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毫不客气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当代人修史全都是说好话”。有鉴于此，我想咱们在做历史研究或者说在修当代史的时候，不能不慎重。以上是我对修史的人如何保持清醒头脑，如何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些基本看法。司马迁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台湾柏杨先生说“只替苍生说人话，不为帝王唱赞歌”，我认为这是可以作为座右铭牢记在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要努力成为一个从事体育史研究的心地纯净的学者，而不要做为了某种宣传需要将体育史拿来为其服务的肮脏的政治小丑。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修史的成败最关键的一点取决于史家的个人品格。
其次是个人素养，也就是治学的功底。王国维先生对于探求学问，用古典诗词打比方，提出了三种境界。其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烟火阑珊处”；其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指一种执着的态度和积极探索的精神，由此才能到达超越前人的境地。在当今之世，具备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研究体育史，如果没有体育生理学、解剖学等自然学科知识，要研究体育科学史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懂得篮球、排球、足球等运动技术的基本技战术方法，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困难的。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无所不通的全才，但至少要向着通才的方面努力，最起码古汉语知识不可或缺，否则古典文献都看不懂，怎么研究古代体育史呢？
个人素养还包括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诸多方面，我相信即使一开始你并不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才，只要持之以恒，勤于动脑筋和动笔，慢慢地也会取得很大的进步。有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像自然科学领域，没有坚实的基础知识就寸步难行，只要你有决心有勇气，进入人文社科的某一个领域，如哲学、文学和史学领域，坚持不懈地搞上三年五年就能够成为专家，我赞同这种观点。
刚才已经说了，体育史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如实地记述历史。可是由于研究历史的人的认识水平，特殊的需要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这种排序式的研究也并非易事，即使正确地排列以后能不能公允地进行历史评价又是一个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当时的历史记载本身就不完整或者被损毁，人们无法找到那些点的连线。例如在通史的研究领域里面，对夏商周时期的判定是很棘手的，长期以来夏这个朝代是否存在，人们就持怀疑态度，后来经过反复地考察和分析论证，证实了它的存在，但很多人还是认为不够确切。而在体育史领域，马球是否起源于中国，找不到充足的资料来证明，目前依然是一个悬案；另外一个原因是研究历史的人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古至今歪曲历史事实的情况或者避讳谈论历史事实的情况并不少见。曾经有人胡编乱造，说毛泽东不是与朱德而是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如今被传为笑谈。前苏联的联共党史里面瞎说的东西同样地不胜枚举。体育史领域也不乏其例，如蹴鞠最早见于记载是《战国策齐策》，但这只能说明蹴鞠在齐国首都临淄开展得很早，甚至有可能在此发祥波及他处，但并不意味着蹴鞠一定是起源于那里。然而经过一些人的操作和炒作，如今蹴鞠的起源地似乎被铁板钉钉似地定格在了淄博。
因此，排序不确定和虚构等现象，在我国自古至今的历史研究当中包括体育史研究当中屡见不鲜。另外基于特殊需要或者怀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个人怀旧情结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历史评价不到位甚至根本不靠谱的情况就更为常见了。20世纪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命题，认为“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历史学界应该对过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问题进行重新批判并做出一番澄清”。此论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第一个被他当做“假问题”来澄清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停滞性、或长期停滞性问题。此后，对于井冈山反围剿为何前四次成功的问题，平型关大捷歼敌人数究竟是多少的问题都重新得到了评价。对于我们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人来说，古代有没有体育文化系统的问题、基督教青年会的贡献有多大的问题，西方体育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让国人受屈辱的问题，等等，我认为都可以重新认识评价。
接着说说研究体育史的一些步骤和方法。可是我首先要郑重声明，这些仅仅是我个人的得失和体会，也许适用于我却并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生们。尤其是在时代发展千变万化的今天，也许我的东西已经很陈旧了，甚至太迂腐，不足为取。可是我想总能够为后生们提供一点值得记取的经验和教训，这让我也感到欣慰，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抛砖引玉吧。
我主张初学者最好先做实证考察，或者说是考证性质的研究。有一位史学家芦笛先生认为对历史事实进行实证研究是不切实际的，而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把一个别人没有搞清楚的事情搞清楚，把来龙去脉摸清楚了然后记述下来，加上自己符合逻辑，符合事理的分析论证，让别人读了你的文章不得不同意事实就是如此，即使人家想要驳斥你的论证结果，也要重新花一番功夫。这种实证研究在别的领域处于什么地位我不敢妄加评论，可是在体育史领域非常重要。其中要小心的是不要搞错了前后的年代顺序和对一些细小事物的判断，否则前后颠倒，基本事实与实际不符，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把握不住甚至完全搞错，那就闹大笑话了。我本人写过不少文章，其中最早写的文章之一是《谈谈古代日光浴》，当时我的老师一再叮嘱我要谨慎小心，因此写作过程中深怕搞错，现在看起来我自认为对事实的把握是准确的，今天仍然站得住脚，不会被别人轻易推翻。还有一篇《从“靖康耻”看古代马球》也是花了一番功夫做考证，写出来之后是可以成立的。直到后来，我仍然对这样的实证考察类的选题感兴趣，我的师兄，华南师大谭华老师也认为初入此道的学子注重实证性质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一上来就想写那种高屋建瓴地宏观分析的文章，不知道如何用史料来佐证，那你的分析讨论十有八九会流于空洞。另外，在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的情况下，想要去深入研究体育史，特别是体育思想史等等，恐怕也不会有很好的收获。
接着说说史料的问题。不管是做实证研究还是宏观分析，资料的收集、筛选和运用都十分重要，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以史料为凭，要谨记无证不立、孤证不立的原则，不仅要有明证、旁证来作为佐证，而且记住一条资料不能说明问题，三证支持甚至多证支持才有说服力。马球的起源我刚才说到了，迄今为止为什么没有人敢妄下结论，就是因为查阅文献，遍翻典籍只有区区一条资料，不足为凭。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采用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用当时的文献记载来说明当时发生的事情。如今有一种不太好的学风，有些人找不到或者懒得找原始资料，便利用第二手资料，本来这也不是完全不允许的，可是太多太烂那就有违治学的基本原则了。现在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警觉，有的人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挺不错，可是在分析讨论时却凭着自己的感悟自由发挥，说话过了头，这就有点背离历史的真实了。于丹的讲座被两位北大才子批判，认为这是一种“理论裸奔”，这话虽然有点尖刻，可是我认为的确说到了点子上。现在还有的人干脆利用网上的资料来编造文章，这个在今天似乎很普遍了，我也不能完全反对，但我主张必须小心选择，谨慎处理。因为资料的辨伪是一个不能低估的工作，古人就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古代文献里面很多表述改换了方式，明明是真实的都被混淆了。古时候还有托名的习惯，依附名人以显扬自己，《黄帝内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竹书纪年》根本就是伪书。现在网络上的东西更是千奇百怪，一不小心就会把虚构的东西当作事实。至于诗歌可否作为史料，人们长期以来争执不休，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区别对待。外国和咱们少数民族有利用诗歌记述历史的习惯，如荷马的《奥德赛与伊利亚特》，藏族的《格萨尔王》等等，我认为这是可以作为史料来利用的。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类的史诗中哪些是虚构哪些是事实要仔细甄别。而在研究现代史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凡是公开宣传的就是真实的，殊不知这里面假的东西更多，咱们体育史所资料室收藏有一本关于大跃进时期所谓体育先进经验的小册子，如果你相信那是事实，那你的研究一定会被引入歧途，用那本小册子上的资料作论据，研究结论肯定是一个大笑话。
文献资料和取自于文学作品的那些描述性材料以及口碑史料对于体育史研究来说都很重要。而资料的辨析和运用必须结合实例才能够讲得清楚，有关这个问题我不在这里展开来说，否则我说了半天研究生们仍然如坠五里雾，留待以后咱们面对面的交流吧。但总体上说，当你大致有了一个选题或者研究方向，而且已经收集了一大堆史料，可是不知道如何组织文章，在这个时候咱们通过一起讨论，根据现有资料，首先考虑从什么角度切入，然后理清思路，大体上要从哪几个方面去分析论证，接下来将已有资料安排在某一节某一段，如果资料不够或者不足以说明问题，还要继续收集资料或搜寻相关的佐证材料。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阻碍了人文社科的研究水平得到发挥，这就是刊物的编辑约束和格式的桎梏，如今人文社科的论文跟自然学科的论文都用同一个格式模板，这无异于现代八股，让你在规定的字数和框架里面分析讨论问题，造成了思路展不开，问题说不清楚。看看过去那些史学家写的文章，今人包括作者和编辑都应该汗颜。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没有什么经验的研究生来说，如果要想写一篇在一段时间里面不会被颠覆，而是立论公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在熟悉资料的基础上一定要力求有创见。除了学习前人和有经验的人，为他们的理论作补充，使其更加完善，同时还要敢于批判前人。须知一切科学的进步都是批判前人的结果。如何为前人的成果补充完善抑或是深入批判，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每当你开始构思的时候就不断地请教别人，特别是专家，不断地与别人讨论，尽可能地将别人的经验用于自己，尽可能地借脑，从别人的分析里面提取你可以写入文章的观点，将别人的智慧用于你的构思写作，这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善于借脑。另外，只有多写多练才能够慢慢积累学识，积累经验，最后登堂入室成为学者。
关于观点创新的问题，也就是史观的问题，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才华和学术勇气。别人意识不到的你能够意识到，别人分析不出来的你能够分析出来，这就是才华。例如张新老师对于唐诗“床前明月光”有新解，他的阐释虽然是戏说，却反映了他的才华，一般人包括我就写不出来。在做学问的时候有几个有助于提高分析思辨能力的要素或者叫做方法我认为可以考虑，他有助于观点创新。第一个是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方法在体育史研究里面同样管用，爱因斯坦也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罗素则说过“我是不会为信仰去殉难的，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这话意味着对任何事情都要敢于打一个问号，就会避免认识上犯错误，像欧洲中世纪怀疑论哲学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和莱布尼兹一样，他们创立的哲学体系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因此，在分析一个历史事实的时候怀疑前人的观点和进行合理推测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又必须要用史料来证明这个推测的确可以成立或者不能成立，不管结果是证正或证伪，我认为都是一个进步甚至是一种成功。
如何去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跟阅读量的多少成正比，也跟你平时是否善于在教材或专著以及别人的论文里面里面挑刺有关系。所谓挑刺，一个是找出其中的错误去更正它，另一个是发现分析讨论不够深入的地方去继续研究。我们当老师的还有一个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的机会，那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到教材有的章节讲不透彻，这是因为研究成果有限，编写教材的时候不得不从简，例如对于非洲的体育史，我们就了解得很少
由于体育的历史跟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漫长，历史学家总是分阶段来研究，有关当代史的研究很多涉及敏感问题，或者说你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但未必能够被主流社会所认同，换言之，刊物的编辑为了不丢掉乌纱帽，即使对你的研究成果赏识有加，他也不见得敢登载。再则，我本人对当代史不感兴趣，研究得很少，因而我就围绕古代体育史、近代体育史以及外国体育史主要是日本来谈谈。研究中国古代史过去有很多困难，主要是资料的搜集，如今这个问题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那就是借助软件，现在有《四库全书》的软件，陕西师大也编辑了一套软件，输入关键词，几百上千篇相关文章就出来了，资料多得足够你写出系列文章。简单说这是一个发现资料线索的途径，沿着这个途径走下去，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研究选题。分阶段研究的好处是让你有一个主攻方向，日本人做学问就是在某一个领域深钻细研，心无旁骛，咱们国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徐中苏、吴晗等也有自己特别熟悉的领域。当然如果你能够博闻强记、通览古今著述，学贯中西，研究古今中外的体育史无所不能那就更好了。
除了从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当中选择一个作为主攻方向进行研究，在对某一个历史时段研究的时候要考虑分期的问题，其中关于分期的标志性事件和标准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很多初涉研究领域的人想当然地随心所欲地划分时段，这是不够严肃的表现，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低级错误，对于咱们研究生来说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计量史学和比较研究在当今历史学界逐渐成为热门，可是有关计量史学这个方面我也是外行，而且据我所知，全世界的体育史学界都没有内行，如今经济史的研究用得比较多，咱们体育史如何采用这种研究手段还不知道如何着手。谭华师兄三十年前就放言要做一个尝试，可是迄今为止并无结果。比较研究对于研究生来说应当重视，特别是当你有了一门坚实的外语，你不将外语这种工具加技能的东西用于自己的研究那真是莫大的浪费。由于语言障碍，目前大多数人只掌握了一门外语，因而只能做二比研究，三比四比还谈不上，但这已经很不错了。我希望研究生包括青年教师都要把外语突上去，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显著的情况看，今后的比较研究甚至合作研究会成为热门。我们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应该是后人超越前人，在比较研究方面更深入，总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吧。而体育史的研究要振兴起来，开展比较研究也是一条必由之路。
说起来比较研究很难，那是因为很多人外语水平不够的缘故，其实应该说这是很容易的一种研究手段，也很容易出成果。我这十来年一直坚持做中日体育史的研究，严格说很多论文只具有介绍性质，虽然我力求观点创新，但有理论价值的文章并不多。可是即便如此，我不谦虚地说，也比那些说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清楚的苍白无力的宏论好得多。因为我至少让读者知道了他们过去不曾知道的东西。
有关立论的问题真是不知道怎么去讲。下面我们选择几个研究题目来共同探讨，其中有两个选题我推荐给大家：《课桌游戏的历史变迁》和《杂说古代的“鹰猎”娱乐活动》。这两个论题的资料一个取自古典文献，另一个大多取自口碑记述，作为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做起来比较容易，肯定没有人做过，如果有谁想去做就拿去吧。请大家围绕这两个选题展开讨论：该选题要分析讨论什么问题？课桌游戏和鹰猎的外观表现形式如何？历史地位和意义何在？在当时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反映出了时人的何种精神需求？在分析论证的时候有那些关联问题要涉及到，必须一并讨论？等等。
我的漫谈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