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华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来源：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8卷第1期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针对德国的中国体育史研究，指出大多数德国学者用“西方体育中心论”来研究世界体育史，而这种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体育史、欧洲体育发展过程成了世界体育史的主干。封建时代的近、现代的东方体育（含中国体育史），如果偶尔被作者们提及，也只是被看作西方体育在世界各地的投影而已。而奥伊勒等的世界体育史甚至将东方体育全部剔除。要改变这一现状，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还有待东西方体育史学者结合世界体育发展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共同努力。
关键词：德国；中国体育史；研究
一、导言
德国的中国体育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的菲特，在其体育史专著中他第一次向世人简介了古代的中国体育史状况。19世纪后半期在巴龙、布伦迪克、伊泽林等的体育通史中，中国古代体育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进入20世纪后，在波根克、迪姆、魏尔特和俞蓓霍斯特等的世界体育史中，不但中国古代体育史的研究在量上有所进步，而且还增加了对于中国近代和现代体育史的探讨。但是，相对于中国体育史的实际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介绍不够全面，他们的评价不尽合理，他们的结论当然有失公允。本文试图以德国人编撰的几部主要的世界体育史为基本线索，在简要回顾近几个世纪德国的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基础上，指明他们研究的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并进一步指出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德国学者用“西方体育中心论”来研究世界体育史。
二、18世纪德国的中国体育史研究
18世纪末德国人菲特（Vieth 1763-1830）第一个以世界的眼光对体育史进行考察研究。尽管史料十分缺乏，菲特在其《体育史稿》（1794）中还是对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体育史作了力所能及的较为客观的介绍，其中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五部分论述古代东方和非欧洲民族的体育时，也有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的简要描述，如武艺、狩猎、舞蹈等。另外，同时代的吉勒施（Giles）在其《支那的蹴鞠和马球》一书中，对古代中国的足球和马球游戏进行了考察研究。当然，他们这些依据旅行记事和零散史料所研究的中国古代体育史，并未从实践和理论上多加说明，一般都是片断的、无系统的研究，但基本上不存什么偏见。
三、19世纪德国的中国体育史研究
在菲特之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又涌现了巴龙（Baron）、伊泽林（Iselin）和沃伊勒（Euler）等体育史研究者。这些活跃于殖民主义思潮大泛滥时代并深受其影响的学者，已经不能像菲特那样较为客观地看问题了。在他们心目中，古希腊罗马体育是人类体育的光辉样板，他们所处时代的欧洲体育便是其直接继承者。从这一前提出发，他们认为，“在西欧繁荣的19世纪，只不过是殖民地或未开化地区”的非欧洲国家的体育，还仅仅处于“没有摆脱身体锻炼”的“实用阶段”，是“停滞不前的老古董”。这样的体育，西方人完全没有必要学习。正是出于这些偏见，在巴龙、伊泽林等的体育通史中，中国古代体育史若被偶尔提及，也只是只言片语，仅仅作为西方体育登台前的序幕出现，而中国近代体育史在其著作中都只字不提，好像是业已消失于近代的一种历史体育形态。更有甚者，沃伊勒在其1891年出版的《世界体育史》中将包含中国体育史在内的东方体育史全部剔除。这样的世界体育史又具有多少真正的“世界”意义。
四、20世纪德国的中国体育史研究
进入20世纪后，由于民族学资料的丰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沉重打击和西方中心主义史学的危机等都促使德国的体育史研究者把眼光转向东方，投向中国。如1926年波根克（Bogeng）编写的《各民族、各时代体育史》，便开始对中国的舞蹈、养生术、球戏、射术、骑术和武术等的历史进行考察，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古代养生术是瑞典林氏医疗体操的基础后，中国体育史逐渐引起德国体育史学界的注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崩溃，东方国家纷纷独立，国际间交通和通讯发展，交往日趋频繁，信息传播异常迅速，这一切都使得德国体育史学家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开始有意识地从全球观点来考虑世界体育史。因此，德国战后问世的不少体育史作都加大了中国体育史的比重。如1960年迪姆（Diem 1882-1962）的《世界体育史》，论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体育史就占了25页（第390-415页，全书约1200页）之多，其具体研究范围不但有中国古代体育史中的马球、高尔夫球、蹴鞠、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射礼、百戏、武术和骑术等等，也有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基督教青年会、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等，甚至还有中国现代体育史里的广播体操、六所老体院和毛泽东畅游长江等等。但是，迪姆的论述还是有不少败笔，例如，他把西藏体育排斥在中国体育之外进行单独介绍，强调古代印度体育对中国的影响，夸大基督教青年会和苏联体育体制在中国的作用等，都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位德国体育史学者拉戈（Laage）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体育的过去和现在》，全书共148页，实际上是德国人较为客观地写出的第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和现代体育史的专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编写该书时完全不满足德国关于中国体育史的零星研究成果，而是先实地考察，有目的地在中国参观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南京和苏州的体育管理机构、体育科研机构、体育场馆设施，旁听各级学校的体育课等，同时搜集第一手资料，分析第二、三手资料，然后结合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才写出这本从1842年到1974年的中国近代和现代体育史的专著。
此外，1980年魏尔特（Wildt）编写的《体育史大事年表》用15页的篇幅（30-45页）将中国体育史从大约公元前2600年起按朝代顺序和年表体例简单地罗列到1600年，其中有几点较有学术价值。其一，关于东方各国的体育交流，例如，约公元前500年马球由伊朗传入中国；约公元2世纪印度瑜伽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养生术产生了一定影响；约公前575年中国武术的部分拳法传入日本，成为空手道的前身，公元6-7世纪中国保健术和蹴鞠传入日本，中国围棋约公元783年传入日本；约1600年日本剑道传入中国等等。暂不论这些时间的准确性，只谈一个德国人在其以德国体育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体育史中，能考虑到东方各国的体育交流已是不易。其二，关于东西方的体育交流，例如，魏尔特也认为，林格（Ling）的瑞典医疗体操是林格1779年从旅居中国长达53年（1740-1793）的法国传教士阿莱特（Amoit 1718-1793）那里学来的中国古代医疗体操为基础的，并在这些古老的中国导引术启发和影响下，创造了对近现代体操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林氏体操体系。看来，包括中国导引术在内的古代东方体育并不是西方体育登台前的序曲，而是其丰富的养料。这在客观上说明，各民族体育活动相互影响、相互吸取现象的存在。又如，魏氏认为约1800年中国乒乓球运动传入英国。这条资料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证明了中国近代竞技体育向西方的反向流动，这在世界近代体育史上是极其少见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更正了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史书籍中所说的乒乓球运动是20世纪初才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说法。其三，关于德国体操在中国的最早传播，1863年德国人伽班（Gabein）就在香港成立了体操协会，同年的4月15日据莱比锡的科黑（Koch）报道，汉堡的饶尔曼（Sanermann）也在上海开始对六七名中国青年进行单双杠和吊环等的体操训练。这使我们第一次明确知道了德国体操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准确时间、地点和人物。第四，关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正式开展体育活动的时间，魏氏认为早在1895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的里昂（Lyon）博士就开始实施其在中国的体育计划，同年蔡乐尔（Salar）和凯莱（Gailey）在天津传授篮球运动。这都比我国体育史书中讲的1908年提早了十几年。
1989年由俞柏霍斯特（Uberhorst）主编的6卷本《体育史》最终完成，这是一套为了“摆脱心胸狭隘和偏见，从广阔的视野出发，去探讨古、今、东方和西方的体育”，由多国学者通力合作编写的世界体育史，其中位于第六卷中的中国体育史部分（772-829页）是由王卫星先生编译的中国近代和现代体育史（1840-1896），其内容与中国出版的中国近代和现代体育史大同小异，在此不再赘述。该书的价值在于，20世纪末德国人终于尝试着用新的世界体育史研究的理论思维、新的世界体育史观来研究世界体育史。
五、结论
综上所述，近几个世纪德国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随时代的不同，虽在“量”上有所增加，但由于大多数德国学者仍然用“西方体育中心论”来研究世界体育史，对于中国体育史还不能做出“质”的新的说明，其近现代部分仍以西方体育的传入和引进为主线，而传统体育则仅仅被简单地加以罗列，作为西方体育传播过程的陪衬内容加以介绍。其向西方体育的反向流动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刻的历史巨变却未能得到认真的反映和合理的评价。要改变这一现状，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还有待中国和德国双方体育史学者结合世界体育发展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菲特：《体育史稿》，柏林，1794年德文版.
2.沃伊勒：《世界体育史》，柏林，1891年德文版.
3.波根克：《各民族、各时代体育史》，莱比锡，1926年德文版.
4.迪姆：《世界体育史》，斯图加特，1960年德文版.
5.拉戈：《中国体育的过去和现在》，柏林巴维出版社，1977年德文版.
6.魏尔特：《体育史大事年表》第二卷，斯图加特霍夫曼出版社，1980年德文版.
7.俞柏霍斯特：《体育史》第六卷，柏林巴维出版社，1989年德文版
8.岸野雄三：《体育史学》，日本大修馆书店，1977中译本.
9.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