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国外史学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其中不少理论流派被介绍到国内。但是，“不论是保守的历史学家，还是他们的对立者，都还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缺乏理论的学科”。[1] 严格意义上说，历史学研究迄今并没有真正形成属于其学科自身的、独立而系统的专业理论。历史理论研究的出路何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外学术界关于“理论历史学”的概念、要旨和学术价值等内容的讨论，引起我国史学理论界不少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陈启能先生就曾经指出，“理论历史学”对于促进历史认识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80年代，有些学者提出“理论历史学”概念，认为“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至今将近150年来，历史学积累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迫切要求加以概括，……以积累事实材料为主的时期必然为科学地理解和概括这些材料的任务占居首位的时期所取代。这种存在于每一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以反思为主的时期的意义的确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的发展。不难看出，历史认识论是苏联史学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产物。[2]
于沛先生多次强调，国外学术界提出“理论历史学”概念，以及史学的理论化趋势，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历史学理论水平，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自80年代起，有些学者提出“理论历史学”概念，一些学者认为以积累事实材料为主的时期，必定要为以科学地认识和综合这些材料为首要任务的时期所取代。历史学的任务不在于记录性地描述，而在于分析和综合，用概念、序列及其他科学手段来表达。[3]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和苏联一些史学家的专著中，便提出了“理论历史学”的概念。“理论历史学”主张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概念，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在加强对历史过程理论描述的同时，重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研究，从整体上提高历史学的理论水平。[4]
国内学术界敏锐地关注理论历史学研究动态，并在相关论著中进行介绍或评介的学者还有蔡少卿、董进泉、岳玉禄、刘仲林、韩震、卢风、胡秋原、张广智、张广勇、邢贲思、孙尚清、常金仓、庄国雄[5]-[15]等。出于深信历史学理论发展和繁荣时期即将到来，30年来我们一直密切关注学术界的相关理论成就，并对理论历史学的创建进行了一些基础性探索与原创性构思。
一、理论历史学的争鸣与辩难
什么是理论历史学？中外学者对此有不同定义：
第一种观点认为，“理论历史学”就是“历史哲学”：我们终于开始讨论被称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这个难以定义的最高实体。这是经常被称为“历史哲学”的领域。也许我们可以更适当地称之为“理论历史学”，使用这个名字的目的是要在“科学”和“人性”之间，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之间建立联系的环节。[16]……与历史学家这种正统的见解相反，持对立观点的异教徒，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试图建立理论历史学和可应用于历史过程的定律。这个流派始于18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哲学体系内继续研究的有黑格尔、施本格勒、汤因比、索洛金、克雷勃(Kreber)等人。这些体系间有巨大的、明显的差别。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历史的过程并非完全偶然的，而是遵循可以确定的规则或定律的。[17]也有学者称理论历史学为文化哲学，或文化批评。[18]
第二种观点认为，理论历史学就是历史社会学：作为一个评量任何支配(无论存在于远古的或现今的社会)的判准，它既是历史社会学，同时亦是理论历史学。[19]
第三种观点认为，理论历史学是介于传统的历史学和传统的历史哲学之间的折衷形式。[20]
第四种观点认为，理论历史学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只是这种理论历史学应该予以坚决否定[21]。波普尔断言，“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22]波普尔取消理论历史学的存在价值，引起了学术界较大反响和激烈批评。波普尔取消理论历史学的论证，远远没有得到学术上有力且充分的印证和支持。首先，具有悠久历史和历史学研究传统的中国历史智慧显示，“彰往而察来”[23]既是古训，也是真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人们认识历史是为了判断现实、观察未来。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目标。中国历史学研究实践充分证明，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历史演变相承、相因内蕴，研究者是可以了解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其次，具有理论思维传统的西方史学，注重宏观把握，整体思考，擅长比较分析、理论提炼。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现代科学哲学，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其中不乏成功的研究范例，深刻总结出历史规律，预测到历史趋势和把握住历史发展方向。古今中外的大批学者，对于属于未来的理论历史学全部内涵，尽管当时并未自觉意识到，但是，他们在其研究根本指向上为创建理论历史学做出的努力、付出的心血，并不因为波普尔的坚决否定而付诸东流，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波普尔切断的恰好是历史学科赖以存在的学术命脉。
第五种观点是我们的研究结论：理论历史学是以跨学科方法为研究工具、总结和探索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研究历史世界运行机制和普遍规律的学科。理论历史学是属于历史学科自身固有的、系统的专业理论。作为历史学科的前沿领域和主干研究方向，理论历史学肩负着引领历史研究通向学术巅峰境界的使命，是历史学繁荣与发展的理论动力。
二、理论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范式
理论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历史价值认识问题：历史价值既是历史主体本质力量的外化、物化或对象化，也是历史客体内化于历史主体本质的各种力量、作用和意义。各种不同的历史价值论都十分注重历史价值的本质认识。如，马克思主义把历史价值问题与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人的现实存在方式联结起来考虑，这对于揭示历史价值的本质有指导意义。整体而言，历史价值包含历史启示、历史意义、历史精神、历史遗产、历史文化资源等内容。决定历史学科在现代社会的学术地位和时代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否真正获得对于历史价值的正确认识。
(二)历史演化路径与趋向问题：社会历史演化向高级阶段跃升的机制，历史阶段性飞跃的制约因素，社会历史趋势的中、长时段与短时期的关系，历史演化路径的转向，历史演化与历史趋向的选择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一系列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也使历史学的特性变得十分模糊。有效处理这类问题，将大幅度增强历史学的学术拓展能力。
(三)历史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科学研究是通过观察、实验等手段得到基本材料，然后进行归纳、判断、推理得出假设，再重新回到实际中反复检验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历史学研究显然不具备这些要素，其研究结果不可能由已经消逝的历史存在本身直接检验。在历史研究中，人们所依据的史料也并不是完全准确和客观的，在一定程度上均已渗透着人们的意识。历史既呈现出偶然性、特殊性、杂乱性，也存在着相似性，但是绝对没有重复性。到底以什么检验通过历史研究获得的历史真实、历史真理?这对历史学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亟需理论历史学作出解释。研究范式是理论历史学学术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深刻揭示了范式(paradigm)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划分“图象”、“模型”和“哲学”的界限，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向实际科学理论转化的途径问题，使常规科学解疑释难的活动得以完成。[24]任何一个新的科学研究范式的确定，显然需要借鉴这一带有革命性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学科定位的综合性性质，决定着理论历史学研究范式的选择，这一范式具有几个明显的特质，即强化系统性理念，运用跨学科方法，注重解释性分析，达成规律性认识，突显前瞻性研究，以提升历史学理论思维层次，增强历史学科学探索能力。
三、理论历史学研究方向
从上述这些基本问题出发，理论历史学就将可能形成以下若干研究方向：
(一) 历史动力系统研究方向：历史动力是极其复杂的研究课题，此前学术界的研究有不少积累，提出的理论范畴有根本动力、最终动力、真正动力、直接动力、间接动力、合力和制动力等，但是缺乏对于历史动力系统内部各种要素、关系、结构和功能的研究。
(二)历史演化模式研究方向：法国年鉴学派指出，“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2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论断是迄今为止最有效地阐释人类社会结构与发展机制的理论模式。历史演化中，需要运用社会形态、文明模式、历史发展模式、文化模式、生产模式等范畴，对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和分析，各种模式理论也为理论历史学的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范例。
(三)历史规律特性研究方向：西方从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维科时代开始，就对历史规律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后来，亨佩尔发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名文，引起历史理论界的长期争论。他认为，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和自然科学中起着同样的作用，提出“本文阐述的观点不过是对科学理论中的两个主要原则的特定说明。首先，在经验科学中，把‘纯粹的描述’与‘假设概括和理论结构’割裂开来是毫无根据的，在科学知识的大厦中，二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其次，企图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之间划分出明确的界限和寻求各个领域的独立发展，同样是毫无根据，徒劳无益的。”[26](四)历史真实证成理论研究方向学术界有关真理的理论有符合论(基础论)、融贯论、基础融贯论和辩证论诸说，这些理论结晶对于历史真实证成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历史真实的证成需要历史学研究实践承认的各种证据，以及共同遵守的推证规则。理论历史学的这一研究方向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历史证成实践中产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切实可行的理论规则，以指导具体的研究。
(五)历史资源转化研究方向：历史资源除了人类思想遗产，还包括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等物质遗产，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资源不但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集体记忆”、“民族记忆”。保护本民族的历史资源，建立世界文化多样性体系，对于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都具有巨大意义。理论历史学寻求历史资源的现代转换途径、方式，将极大地拓展历史学的研究空间。
(六)历史解释原理研究方向：历史解释着重研究历史认识的特性和逻辑，剖析历史观念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探索并运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原理、方法、规律，提高历史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历史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围绕历史知识、历史真实、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等，最终揭示历史的奥秘。我们在研究中总结和发现了历史解释的一些重要基本原理，如历史原生态复制原理、历史事实趋真原理、历史文本语言转换原理、历史视域融合原理、历史线索突破原理、历史现象层深入原理、历史解释循环原理、历史思维抽原理、历史重构原理、历史智慧内化和转化原理，等等。我们预想，历史解释原理研究将推动历史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带动整个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营造了比较宽松、和谐、富有生机的学术氛围，使历史学界得以开阔视野，科学评价国外学术思想，冷静借鉴外来理论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外史学理论的碰撞、激荡，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学术创新点，产生出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推进历史研究的繁荣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页.
[2]陈启能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3]于沛：《近三十年来苏联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发展概况》，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工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4]于沛：《论历史思维》，载《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5]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26-227页.
[6]董进泉等编著：《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186页.
[7]岳玉禄：《科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8]刘仲林编著：《跨学科教育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7页.
[9]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页.
[10]卢风：《历史理性与自由：波普社会历史观述评》，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胡秋原：《哲学思想·胡秋原选集第二卷》，东大图书股分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5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58页.
[13]邢贲思、孙尚清等主编：《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自然科学卷》，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5页.
[14]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5]庄国雄等著：《历史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17]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第188-189页.
[18]胡秋原：《哲学思想·胡秋原选集第二卷》，第15页.
[19]韦伯：《韦伯作品集III：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0]《比利时根特大学跨学科综合中心实施计划》，载刘仲林编著《跨学科教育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7页.
[21]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2]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序”，第1—2页.
[23]《易·系辞·下》.
[2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局1997年版，第202页.
[26]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杜蒲、柳卸林译，载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59—875页.
（责编：体育史研究所2008级研究生，李斗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