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于12月10至12日在福建晋江举行。笔者作为大会第一位报告人在10日上午开幕式后作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体育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的主题报告。
发展战略研讨会是中国体育最高级别的会议之一。另一最高级别的体育会议是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一次全国体育发展会议是2001年在苏州举行的。
大会开幕式于12月10日上午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以下所有副局长，国家体育总局各部门、直属单位和各省区市体育局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共两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以笔者的看法，这的确应该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因为它要研讨的是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向何处去的问题。当然，这次会议是否真的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不取决于学者们的研讨，而取决于中国体育最高决策者们的眼光和魄力。
笔者认为，在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拐点。
30年前，中国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次年（1979）回到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国体育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在1978、1979、1980举行的三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决定，为了备战奥运会，体育工作侧重于抓“提高”，也就是通过所谓举国体制优先发展竞技体育。从那时到现在，虽然在理论上中国体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人民体质，但实际上体育部门的中心任务就是抓奥运金牌。
北京奥运会是这一体育发展战略成功的顶点，但也是拐点。对比一下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仅仅因为中国男排在亚洲杯预选赛上大逆转赢了韩国队，全国大学生就上街游行，彻夜狂欢。现在拿了51块奥运金牌，也没见过谁因此而热泪盈眶。中国人民今天真算是过足了金牌这把瘾。
问题在于，物极而反。北京奥运会后的中国体育还要以奥运会金牌为中心吗？中国还要拿52块金牌体育事业才算是“不断发展”、“再创辉煌”吗？
这点倒是国家最高决策层挺明白的。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表彰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人家政治家日理万机之余斜眼看了看，就把体育的目标说得那么清晰，地位摆那么高，功能说得那么透彻，足以让所有体育教授汗颜不止。
上述话实际上代表了中共和中国最高决策层对中国体育今后走向的基本认识与看法。我问过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这篇讲话是否是他们起草的？回答说不是。中央办公厅只是来要了有关材料。换言之，这不是体育界内部的观点，而是最高决策层的观点。
在这次会议中，我还意外地听体育总局某领导提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提法并非出自体育界或中央办公厅小秘之手，而是总书纪本人直接加进去的。
什么是体育强国？大国与强国的关系是什么？衡量指标有哪些？我的老兄长南京师大的田雨普教授在大会上就此做了专题发言。说得很深刻。“大”是量的概念。而“强”是质的概念。但我想，如果不从中国21世纪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这一背景，不从“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高度，不从“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来谈此话题，就无法理解“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关系。
我的看法，中国体育在北京奥运会后的走向和发展战略，实际已经不是由体育决策层来决定。后奥运时代的体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体育部门的事，而是关系到全民族的体质、精神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因此，体育部门的发展战略讨论必须调整到最高决策层的思路上去。换言之，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必须从中国21世纪发展的总体目标上着眼，服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而不是从什么体育界或体育部门的“工作”甚至是利益出发。
因此，如果中国体育还像往年一样，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每四年才一次性给人民群众几块奥运金牌作为回报是绝对不行的了。在实实在在地过了北京奥运会这把瘾后，中国人民和中央政府都对体育有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体育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小康社会与幸福生活的组成部分。体育现在要提供给国家和人民的，一是增强健康，二是提高生活质量，三是要成为国民经济建设新的增长点。
要实现这些目标，现在中国体育的观念和体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体育必须实现重心转移，由以奥运金牌为中心的体育转移到以全民健康娱乐为中心的体育上来。
这不是不要金牌。下届伦敦奥运会上如果中国只拿到5块金牌，那全中国一定炸锅。老百姓不会答应。中央也不会答应。但另一方面，在基本保持奥运会金牌领先（三甲以内）的前提下，中国体育必须切切实实将重心移到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和老百姓对体育的需求上来。
在这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印象最深的是原广州军事体院刘德佩教授提供的数据。他以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我国青少年体质的下降，已经到了很多地方因大量适龄青年体检不合格而完不成征兵任务的程度。而就是经体检合格的入伍新兵，竟然有很大比例（30%以上）完不成五次引体向上，百米跑不到最低达标要求（14秒6）。
这种状况对一个国家的军队和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人心里都很清楚。而中国体育对此又应负什么责任呢？
再说竞技运动。会议第一天早餐时，我恰与某总局领导一桌。席间谈到竞技运动的问题。我向他表明我的观点说，中国的竞技体育再也不能只以奥运会为唯一战略目标了。难道中国人民和纳税人付出如此巨大代价，只是为了四年来一次16天的高潮吗？世界上哪有这么荒唐的体育？我说，中国的竞技体育只有打造出自己的英超意甲NBA，让中国人民在每一年的大半年时间里都能通过观赏高水平体育比赛而得到精神的快乐和享受，这才是人民的竞技体育。因为有橄榄球、职棒、篮球等四大联盟，美国人民很幸福。因为有英超，英国人民很幸福。因为有意甲，意大利人民也很幸福。但中国人民这方面的幸福在哪里呢？
我还说，高度市场化和以城市为依托的职业联赛是当代世界体育产业的核心构成。而我国的体育产业的核心却成了体育用品制造业。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产业能占到GDP的2·5%，而我国体育产业只占GDP0·5%的根本原因。
当时，草民信口雌黄，也不在乎领导听进去没有。但当天下午分组讨论时，我恰好到这位总局领导所在的那组旁听。这位领导在发言时几乎完整地引用了我的观点：中国体育的发展不能为了四年欢乐16天。我并非浅薄到要因此而受宠若惊的地步。但我真的希望中国体育决策层了解眼下中国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竞技运动，了解中国体育不可能永远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之外，抱着所谓的举国体制，以奥运金牌来绑架中央和全国人民，成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飞地和死角。
会间休息和几位教授谈起此类话题时，有朋友说我们都是书生之言，“别人现在都在想班子调整的事，就你们还在瞎激动。”这哥们还说：“青少年体育是教育部的事，群众体育都是当地政府的事。体育部门这个体制就是金牌的体制。除了金牌，你还能让别人做什么？”
这位朋友说的是大实话。在小组讨论时，总局领导要求大家不要只提出问题，而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片沉默。其实一说到这些事，谁心里都明白中国体育下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物是什么——体制。但可悲的是谁都心里明白现今中国体育改革依赖的是什么——体制。
我的看法是，无论如何，现今中国体育最高决策层总得做点什么——因为中国体育的最高决策层必须服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面对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他们的确应该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