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淑惠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7期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古人推崇的修身之道，其同样适用于学科的发展，当我们面对当前体育史学式微、沉寂的困顿局面时，既要有“短暂间歇期后必将是又一次轰轰烈烈的高潮”[1]的达观与自信，更要有反求诸己、反躬自省的学术勇气。事实上，作为科学意义上的近代学科的发展总是与该学科反思意识的自觉成正比的，“只有当科学对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发展机制及内部结构作了认真的反思，形成明晰而准确的自我意识时，它才能自觉地寻找自己继续发展的方向，增强发展的自控能力，并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少走弯路，使自己进入‘自为’的状态”。[2]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西方率先兴起了一股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及其他种种情况的“元研究”热，持续至今，这种“研究”正是在学术领域“自我反省意识”的萌动下形成的。一般来说，当一门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学科的元研究往往兴起，[3]而当某一学科在尝试建立元理论时，它就是在反省、在思索，这种反省、思索可能是痛楚的，但这种阵痛正是成熟的代价，我国体育史学发展当前正经历着繁荣后的沉寂与困惑，笔者认为，我国体育史学研究要走出当前低迷状态走向复兴，亦须在更广平台与更深层面进行学科反思，最终上升为更为深入、系统的“元研究”。
事实上，在我国体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学科的自我“反思”几乎没有停顿过，甚至在体育史研究不成系统、孤军奋战的萌芽期，体育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就得到关注。早在1945年《中华体育》双月刊创刊号刊登了俞晋祥先生所写《体育史研究法》，文中对体育史的研究领域、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以及体育史料的来源、搜集、鉴定(考证)和编纂等方法进行了讨论，[4]其中有些观点对推动当前体育史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国内体育史学界真正意义的学科意识的萌动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特别是在历史学界反省潮流的推动下，国内体育史学界亦开始对体育史学自身的反思， 1987年开始，带有学科反思意义的体育史学术论文时有发表，特别是在1988年4月《体育文史》编辑部在成都体育学院就如何在新形势下搞好体育史学研究举行了座谈会，反思了体育史学的功能、价值、体育史的研究方法、内容、方向及基础理论等问题，笔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体育史学界可贵的学科自觉意识萌发觉醒，体育史学的反思性研究正进入学术视野。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初步检索与统计，发现截止2007年，有关体育史学反思的论文约66篇，内容涉及体育史学科地位、体育史学科性质和功能、体育史研究方法、体育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对以往体育史学史的历史回顾和体育史学科教学和教材建设等方面的反思；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所谓的体育史学的“危机期”及“间歇期”[5]，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来看，这种反思都没有减少，充分证明了体育史学科自觉意识越来越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整体观之，笔者认为：当前，体育史学的自我反思远远不够远没达到深刻的程度，距体育史“元理论”研究更有着相当的距离。这首先表现为体育史学的反思性研究尚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远未达到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状态，如作为体育史研究学术的领导机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所做的2005-2007年体育史学研究综述中对体育史学自我反思方面的内容涵盖不足，总结与提炼不够[6]。其次，有关体育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很模糊，尤其是笔者作为初入门者，带着想深入了解这门学科的欲望，来探求一些基本问题时，更发觉这门学科一些基础问题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仅举如下几个例子。
一是体育史学的功能有待深入探讨与厘清，尤其是体育史的学术功能有待明晰。学科的功能与价值问题，是我们对学科反思时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体育史学功能的明晰，给我们学习和研究体育史学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应该讲，体育史学界已意识到此问题，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有了“体育史要关注现实”、“要进一步干预现实生活”，之后又有“参与史学”等提法，由此可见，一段时间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体育史学的社会功能，这可能是对传统“言必称古代，疏远体育现实”的矫枉，但笔者以为，这种认识未见得全面。一门学科的功能根据作用的不同方面可分为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大类，其中，学术功能是其社会功能的基础。体育史学的社会功能总要以其学术功能作铺垫，必须挺立在坚实的学术功能基础之上，只有体育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具备了科学的客观真实禀性，达到一定或相当的科学化程度，具备了某类学术价值，实现了某些学术功能时，才能形成社会价值、发挥实际的社会功能。因此，体育史学作为科学，首先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价值、提升学术功能。学术品位高的体育历史研究及其成果无疑能够更高层次满足社会发展之需求，显示出独特而优越的社会功能。相反，体育史学的学术研究品位低、学术功能不健全、不完善，必然不利于其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尤其是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整个社会弥散着一种实用、功利之风的大环境下，保持对体育史学术性的追求更为重要，虽然其很难。
二是体育史学的学科地位有待进一步澄清。明确一门学科在其学科体系中应有的学科地位，是其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体育史是一门体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这似乎已成共识。笔者认为在讨论体育史学科性质时，不能简单地停留于体育史具有双重学科的性质，而应进一步厘清体育史学在体育学科中的地位及体育史与历史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就体育史与体育学的关系而言，体育史学为体育学的基础学科。任何科学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没有历史作为基础的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体育学科也不例外。正如教育学者在讨论教育史学在教育学科群的地位时所说，“不管人们是否有教育史学科的意识和素养，当他开始探索一个新的教育问题时，必定会自然而然地回眸既往。”[7]体育学科中同样需要这种回眸，体育的历史性决定了体育学科必然要把历来的体育纳入研究的视野，这种回眸，一方面是为了思索相关体育问题发展的历史状况，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通过回眸来发现未来体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为体育科学群中的各门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奠定基础。对体育认识或体育实践活动的历史考察的深入程度，直接影响着体育学科群中其他学科的发展方向、发展进程和水平。一位体育史界的前辈曾指出，当前，国内体育学科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学科地位不彰，影响不大的一个因素即在于研究者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与史学素养，笔者认为这种批评切中要害。但遗憾的是体育史学在体育学科当中的这种基础地位，甚至在体育史学研究颇为繁荣的时期都未被鲜明地确认过，笔者以为，厘清与宣传体育史学在体育学科当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是当前我们对体育史学科反思中的当然的重要主题。(国内体育学科特别是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证明了体育史学在体育学科群当中的这种基础地位)。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体育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似乎也是无可辩驳的，但从实际来看，却值得我们警醒，回观我国体育史学的发展历程，体育史学的传统是由体育学者开创的，历史学者很少介入，体育史学似乎是被历史学遗忘的角落，而体育史学界似乎也习惯于这种遗忘，“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少有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历史学界进行学术对话，甚至在研究生的培养中，也将历史学素养的培养于不顾。与历史的结盟意味着体育史学者有机会重获缜密的历史学术准则，笔者认为，这对于加强前述的体育史的学术性根基至关重要。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董时恒教授就指出：“体育史学界作为一个封闭状态是不容易发展的，我们必须突破这个封闭状况，打出去。具体说就是同历史学界挂钩。有一些历史学家受到自古以来轻视体育的影响，他们研究音乐、舞蹈、美术、杂技，就唯独没有研究体育。我们要呼吁他们，把精力投入到我们这个研究领域，这样互相交流，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8]当前，我们在对体育史学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宣传自身，重申体育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重申历史学在体育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吸引历史学者加盟体育史研究亦是重要的课题。如果说，传统史家不重视体育是受传统文化对体育轻视影响所致，当今社会，体育在社会整体发展中地位正日益提高，笔者认为吸引历史学者加盟与参与体育史研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仍然需要体育界主动的“呼吁”与积极的寻求，从更高层次讲，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
三是如何认识过去几十年来体育史研究的内容与范围，面对未来又如何寻求研究的生长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该学科知识的积累，体育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选择适当的研究问题加以研究是学科知识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如我们做具体科学研究时的文献综述，对学科原有研究领域(内容与范围)的认识与评价，往往可让我们找到研究新的生长点，故其是学科反思时题中应有之义。笔者注意到一些相类的学科如教育史对其传统研究领域的认识与把握十分清醒(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为教育史学者公认的教育传统的三大板块。对此，诸多学者已提出了批判)，反观体育史界对体育史研究内容与范围的总结，往往是一些具体的驳杂的内容的罗列，这些内容是否已经覆盖了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的体育的全部领域，如果没有，还有哪些应进入体育史研究的视野，笔者以为，体育史界对这方面问题的概括与提炼至少是不够的，若不引起重视，会影响到体育史研究的学术性，最终影响体育史的学科地位与发展前景。事实上诸多学科及国外同行已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反思体育史研究内容的视角，如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兴起的“日常生活史”对传统史学“知著”而不能“见微”的批判，英国学者杰弗里·希尔以此视角指出英国“体育史的老传统是考虑重大成就和主导性风俗习惯的发展，这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把体育著作写成‘伟人学校’的奇怪现象”[9]，我国传统体育史研究是否也存在这种宏大叙事倾向；再如，有学者指出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似乎体现了社会科学的指导功能，但需注意的是“社会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还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思维过程，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问题。假如社会科学研究不加分析地把社会问题信手拈来，则往往就难以摆脱就事论事的工作讨论模式，失去科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深度”。[10]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倾向十分严重，体育史研究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等等问题，笔者以为，这些均是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课题。
成熟的学科的发展史表明，一个学科的成长，离不开其自身发展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一方面是能从相关学科中吸取滋养，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能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博采众长，另一方面是要清晰反思、盘点自身内部的系统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自我发展的思维路径和理解方式。以此标准来看体育史的发展，说其还远未成熟实不为过。体育史研究繁荣期的到来，固然是我们所期待的，但笔者以为，更为理性的态度是，我们应能耐得住学科式微的寂寞，坚持研究的韧性，夯实学科的学术根基。
需声明的是“反思”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是一种思考的升华，笔者的“见”与“识”均难能及，一番妄言权作引玉之砖。
